南京之于我，是一座不忍说、不忍写、不忍回顾的城市。

    自孩提时起，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书翻至1840年便不想继续。很想沉溺在美丽磅礴的汉唐气象里，自我沉醉，这样就不会太难过。因为时间与空间离得越近，前人不幸的遭遇越真切，会非常准确地把痛渗入我的毛细血管里，那种切肤的痛压抑得人喘息困难。紧接着历史清醒地给我浇了桶水，汉武帝北驱匈奴，唐太宗三征高丽，唐诗里的“秦时明月汉时关”“葡萄美酒夜光杯”，不过是诗意化了的马革裹尸、捐躯国难。从来一将功成万骨枯，可怜那些无定河边的骸骨，可能还是春闺梦里人。所以，还是自己太天真。历史故事丰富多彩的国家，往往都是隐含着不幸的。

    “六朝古都”之称的南京，历史包袱太重，提笔仿佛有千钧之力，却不知从何处写起。可能城市的幸与不幸是硬币的两面，在历史幽远的中国，优越的地理位置、绚烂的人文故事、热闹的城市街景与阴霾、屠戮、离散在巨大的历史长河里并行。偌大的城市与渺小的个人命运一样颠沛流离，无处可逃。不同的是，城市一般不会消亡，它的历史记忆和经历遭遇就嵌在这方水土里。

    12月13日——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日这个悲痛不忍记忆的日子，又想起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凭吊的画面。那是南京的一个深秋，天气阴重肃杀，只有萧索凄冷的风，在耳畔，仿若低泣、呜咽。忍不住想问，幸存者有权利代替死者去宽恕，去原谅么？罄竹难书的罪行该怎么样才算得到应有的惩治？遭受过的灾难，除了乞求和平不再重蹈覆辙，还能做些什么？平凡如你我的人呀，到底是怎么沦为战争机器的呢，怎么就泯灭了人性呢？这些答案，都飘散在风中。

    以前不大明白德国哲学家阿多诺说的“在奥斯维辛之后，写诗是野蛮的”，走出纪念馆的那一刻，我好像有那么一点理解了。当文明失效的时候，当善与恶的鸿沟愈拉愈广的时候，当人类难以处理自己的压迫感与创伤感时，下笔是艰难的，写作是没有意义的，文学是无处安身的，文化是需要重新反思的，文明开始变得寸步难行的。

    在国内院线上映的纪录片《二十二》中的“二十二”是2014年中国内地仅存“慰安妇”人数。而电影正式上映时，这个数字已无情地降低到了八名幸存者。纪录片以农村里一场丧礼的启动仪式开始，最后以入土仪式为结篇。匆匆流逝了的时间里，镜头对准一张张饱经沧桑的脸。导演表达得很克制，电影语言不加任何修饰，不带任何批判，镜头都是平心静气地给到这些老人，收纳了她们絮絮叨叨的话，尽可能体现她周围真实的生活气息。电影里有奶奶摆着手说，“忘记了，过去了……”“这么大年纪有什么说头啊？过去就过去了”“我想把它们带走”。几乎所有的老人到最后都会说：“不说了，我说得不舒服。”搁置记忆，幸存者才有勇气继续活下去。黑暗记忆对人的反噬力实在太痛，甚至也有老人直接拒绝出镜。

    影片结尾，大荧幕上映出了一行字——“这世界这么好，现在我都没想死，这世界红红火火的，会想死么？没想的。” 纵然离去，即便沉重。她们却以历史亲历者的身份，告诉我们，活着，就是于人于己最好的安慰。